“安稳本身是一个理想状态，大多数情况下，搞低空、高空、航空的，都不会那么安稳，但我们一定要有序，不要失控。”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中国气象局原副局长许小峰说。
5月9日，在中科星图主办的“2026低空经济产业协同与生态合伙人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论调，即低空经济的规模化发展，不是在真空般的绝对安全中推进，而是在复杂气象条件、多元空域需求和差异化的应用场景中，建立起一套能够管得住、飞得起、用得好的运行体系。
气象与空管决定低空安全
据许小峰介绍，在整个航空领域，大约70%至80%的事故发生在低空阶段；而60%以上的恶劣天气或引发事故的天气亦集中于低空中。这意味着，气象是引发低空航空事故的重要因素。
“低空经济将飞行活动全面压向大气边界层，恰恰是在最难预报、最不稳定的环境里开展规模化运行。”许小峰表示，民用航空高空巡航阶段面临的气象挑战相对有限，主要是高空风切变或颠簸，整体可控，而低空经济全程处于气象要素剧烈变化的地带，对预报精度提出更高要求。
“你把分辨率提高到1公里行不行？1公里已经很高了，但未必能满足需求。”许小峰坦言，即便有了先进的激光雷达和常规天气雷达，也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通过人工智能、更优的数值模式和智能预报来弥补探测能力的不足。
而在应用端，不同机型、不同作业场景对抗御天气的能力差异显著，标准化的气象服务很难满足所有需求。许小峰提出，当前低空经济需要将气象作为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而非附加模块。
低空安全从地基监测、数据同化到场景化预警，整个链条需要重新构建，且必须与一线用户对接，才能将气象信息转化为真正的运行决策依据；另一方面，空域管理制度的变革，决定了低空经济“准不准飞”以及“飞得多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1日起正式执行的无人机强制性国家标准显示，所有新出厂无人机必须加装远程识别设备（RID），且该设备不可拆卸、开机即启动，主动报告高度、速度、位置等信息；存量无人机则需在今年11月1日前完成附加加装。
另外，近期完成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首次将“低空经济发展”与民用航空、国防安全、公众利益并列，并采取措施优化低空空域资源配置，推动建设民用低空飞行与应用监管服务平台，建立健全适航审定、飞行管理等制度标准，鼓励技术创新和应用拓展。
对此，国家空管委办公室原副局长杜强表示，无人机强制性国家标准与民航局无人机监管平台连通后，将显著改变此前“看不见、管不住”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给整个行业立了规矩，后期在低空空域划设、使用和配置方面，会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因素。
而在运行层面，空军航空管制局原副局长李津济指出，空中交通管制服务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时空利用率，“在航班量持续增长的前提下，航班正常率从过去不足60%提升至常年的80%乃至90%以上，靠的并非增加空域资源，而是设备能力提升与管制精细化。”
李津济表示，低空领域目前尚未出现能够提供完整管制服务的技术场景，但路径已经清晰，政府主导的“合作目标”管理平台与公安系统负责的“非合作目标”管控体系协同配合，才能实现秩序与效率的统一。
低空经济产业落地存在“三个缺失”
不过，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副理事长、中国民用航空局空管局原局长车进军给低空经济产业落地泼了一盆冷水，他表示，产业协同落地存在“三个缺失”，即政府服务缺少抓手，企业运行缺少依托，安全管控缺少平台。
车进军解释称，从全国多地调研情况看，不少地方政府发展低空经济意愿强烈，但缺乏可操作的管理手段，企业端除个别企业获批的临时性空域外，由省市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成片低空运行空域极为稀少，运行缺乏稳定依托。
“安全管控端则需要一个能将公安部门、空管部门与地方运行机构联通的技术底座，让各方看得见、管得住，才能放心下放权力。”车进军说，他近年来一直呼吁全国建一张网，实行三级管理，而中科星图在本次论坛展出的“一张网多平台”架构，已初步回应了上述“三个缺失”的需求，让空管部门放权有了信心。
对此，中科星图高级副总裁陈伟表示，推动低空经济商业化有三个着力方向，一是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重点攻克大规模飞行所需的网格超算、黑飞防范的软硬件手段以及空域与飞行安全的系统保障问题，使低空智能网联系统与反制系统成为可交付的产品；二是寻找能够形成商业闭环的应用场景——物流、文旅、教育培训、飞行营地等都需要逐一验证；三是构建多方参与的生态体系，政府、企业、资本、保险机构、运营方缺一不可。
而西安御澜林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冉鸿指出，当前低空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在于资金，国家在2024年至2027年期间安排了总计10万亿元专项债，其中2万亿元可用于支持低空经济，但由于安全标准和可持续盈利模式尚未稳定，资金投放处于谨慎探索阶段。
冉鸿分析称，低空经济项目的资金渠道实际上已经打通，专项债的利息低至年化1.8%左右，投放周期可达7至2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安全”领域，低空安防符合其范围；中央预算内投资则可覆盖数字基础设施等新质生产力方向。
不过，冉鸿表示，以上关键前提是，必须先把稳定的应用场景和盈利模式跑通，民营资本真正大规模进入可能还需要3至4年时间，“要耐得住性子，现在还没有一个可以稳定获利的模式，谁能在这个阶段把场景做深做透，谁就能在窗口打开时占据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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